概括而論，亮俞的創作手法從最初的「強調」物件，逐步發展成針對「物件」與人、與環境的種種「關係」的思索。他以藝術家作為「提問者」的姿態，意圖激起觀者對於平凡樣態的存疑：第一步是引起關注，接著第二步是讓他們意識到問題所在。面對大眾，亮俞將這個過程比擬為「許願」。因為大眾是他提問時必要的存在，但他們又不慣於解讀視覺語彙，因此稱之為許願。

 

再者，面對「理解什麼」一問，可以連結到亮俞對於自己視覺表達方法的描述：「比如說我在網路上po文，我沒有想要打長篇大論。以我的po文方式，我會更傾向在Instagram上po文。就是，我給你看了一張照片，照片裡有什麼很奇特的東西，然後下面有一些備註。而不是像在facebook上面po文，打了一篇長長的文，論述什麼這個藝術多麽不合理。」也就是說，亮俞划重點式的視覺呈現，留存了開放的解讀空間。儘管亮俞自己對於觀者多少都有一些方向性的期許。

 

針對這件作品，他聲稱對於大眾理解的期許並不多，如他所述：「我覺得比較像是把觀眾重新抓回來，跟這邊的居民說：『誒這邊有個東西喔，你看一下好不好，他很怪誒！』更多的是這樣。」他因為認定自己在《包裝黎志文的雕塑》談論的題材相較學術，所以相較也對一般大眾的理解不太抱期望。他描述道：「而且大眾也不想看吧，因為大眾也不在乎藝術的可行性和藝術的必要性。大家可能更多的討論是更有議題性的題材，比如說環保、種族、或是歧視什麼的，因為這跟他們生活比較相關，更有密切關聯。討論這個的話，我覺得太特定了，所以還是給想討論的人，也就是專業的人在用的。」

 

 因此，似乎可以理解柏岡難以感受作品意義的合理性。從亮俞的角度來說，也許這個許願並沒有成功。然而這場作品談話中，卻也讓「許願成不成功」不再是我們的判別重心。相對的，柏岡在此之間，如何連結對亮俞這個朋友的體察至藝術品的表達，才是可貴之處。

 

此外，柏岡在訪談間數度提及，亮俞帶給他對於認知藝術的影響。他與我分享了之前到台北藝術大學參觀亮俞的工作室的經驗，並坦言這個經驗如何翻轉他對藝術家的認知。他坦承在接觸亮俞的藝術大學生活之前，他總認為藝術家只是想紅，想要奪人耳目。然而實際上接觸了以後，才驚覺自己過去錯誤的認知。如他所述：「實際接觸到亮俞的藝術大學生活，我才覺得用裝逼這個詞不太適合。我是覺得『真的有料』。他完全跳脫書本的東西，他給我的感覺就是要會各種技能、很專業的感覺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