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鈞淞的作品具備「空間一次性」的展示特徵，即在現場展演完畢即結束，他表明對觀眾親臨現場的在乎。當然，如前所述他認定柄富所見的《香客》仍是在作品的演出狀態，因此可說柄富是參與了他作品的現場。鈞淞表示「我覺得看不看得懂、以及看到什麼的前提是『你要出現在這』」，是他對大眾觀看最低限度也是唯一的期待，因為對他而言他十分重視第一手經驗的重要性。如他所言：「你看疫情的時候我們不出門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，其實很多實體的東西在這個時代是可以被線上取代的。但我覺得我如果要看蒙娜麗莎，我還是想到他面前去看，就算我看了書、網路、3D特展，我覺得現場經驗就是不一樣。所以說我想，如果我又能透過我的作品規則和機制，來強化你真的需要來他面前的重要，那你會不會更願意到這個面前。」因此，與其論他對一般觀眾是否有期待，更應點出他對於觀眾的重視。意圖藉由建立別於常態的空間體驗，引發觀者特殊的參與經驗。

 

而柄富在這次觀看作品的經驗中，歸結出他如何與鈞淞「同病相憐」：「單看這件作品，我會覺得自己寫的東西比起像以前都在發現新的內容，我們好像會一直回到怎麼觀看這件事。就不是一直在產出內容，而是一直無限往表達的形式去看。有時候我會覺得這樣會不會很危險，好像是在做一些自己人才看得懂的事情。」比起內容上，形式的推敲使柄富有些焦慮，亦是有些擔憂鈞淞這樣的發展是否會成為困境。他質疑一般觀眾在作品間的所見與收穫，尤其「觀眾就算有得到什麼，我們要怎麼說這東西是『新』的」這句話，是點出了柄富在創作中對創新的追求。

 

事實上鈞淞曾提及，他焦慮於教授評斷他的作品為過於觀眾決定論。但他依然想擁護他所重視的觀眾參與，所以我想這是現階段對於這個「困境」的回應。當我向他轉達柄富的解釋時，鈞淞對於「困境」的擔憂似乎稍有偏差。如他所言：「困境來自於你需要面對的社群，你的創作期盼給什麼人看到，如果你希望得到學術圈的認可，那只有自己人才懂似乎就不是問題。對我來說更深切的困境，是我還無法決定或是判斷，我所面對的社群為何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或許不是闔家歡樂的類型。」儘管他仍在面對這樣的「困境」，但至少這不是使他駐足不前的原因。

 

此外，從作品的觀看回應到生活中所熟識的鈞淞，柄富拓展了他對於「狡猾的阿淞」的解釋：「阿淞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，他有時候體貼過頭。但我覺得一個人為什麼能夠體貼，就是因為他有某方面很自以為是，他認為你需要這個東西、或是他覺得你可能會有怎麼樣的情緒，所以他事先做出某些舉動讓你覺得很體貼。但這種體貼也是『狡猾的補償』。所以我覺得在現實當中看到的是『狡猾的補償』，然後在作品中看到的是『狡猾的放縱』。這是藝術賜給他自由的權利。」並且，柄富稱鈞淞為「給空間的人」，他認為鈞淞是那個「北美館」而不是「在裡面辦展的人」，亦更近一步地聯繫起了他對鈞淞的認知：「阿淞的主體性就是有這種頃向，傾向把主體讓給別人、空出來，那個『空出來』就是阿淞在做事的地方，他的性格展現之處。」

 

最後，柄富回歸到視覺藝術與師圈的共通之處：「我覺得好的作品，會要求我們參與的更多，要求我們對當中意義的空白。他給出的線索中間的斷去的部分、我們自己連接起來的地方，給我的暗示更多、我們得到的意義就會更多，這東西就更能成為好作品。好的作品所給的不會是有明確問答的謎題，那個問題和解答都是要自己去尋求的，而且他沒有一個正確答案，他是一個更開放的東西。」柄富如此形容他對於好的新詩作品的理解，亦是表明他認為其與視覺藝術的重疊之處。儘管視覺藝術他稱其為「難懂」其中的語彙與意義表達。這恰巧能對應於鈞淞在創作時所擁護的價值。鈞淞在建構的，正是柄富所謂適當留白的框架。

 

恰巧，鈞淞亦有主動提起自己對於操作「留白」一事的見解。「我下放給觀眾的權利並非是完全開放，作品裡被留下空白的地方是有被我選擇過的。而這個選擇留白的地方，是希望不讓作品與作者形成一條封閉的迴路，我想在我的創作中也考量觀眾，這可能也跟我相信或期待藝術的方式有關。」他將自己定位成「一面雙面反射不同身份的鏡子」，是回應到了柄富對於藝術的價值思考，同時也得以回扣到柄富，作為友人面對的熟悉的阿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