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帶走或不帶走觀眾」是鈞淞為這件作品的觀眾設置的選擇題。意在給予觀眾自由和參與的彈性：「一般情況下，我們總不可能去看一個書展，因為很喜歡這一頁的圖就把它撕走。但是我這件作品就是讓你可以做這件事。」他所沒想到的是，面對這道題時觀眾卻走出了第三種作法：「調換」觀眾的位置。而這樣的「誤差」是被鈞淞允許的，他說道：「因為他提供的線索是這本書你看到黃色的地方都可以撕掉，但他沒有說你只能這麼做。」甚至，他覺得這樣的出乎意料是有趣的，甚至好奇後面的觀眾會如何看待這樣「已被置換」的場面。對此，鈞淞形容此作品的狀態更接近於雕塑：「雕塑的觀看不會只有一個角度，儘管我設定好的角度可能只有45度，但雕塑是環形的。相較來說，如果我跟你講說你只能把他撕走，你不能不做這件事，這樣的觀看感就比較接近繪畫，因為他有一個最佳的觀看視角。」

 

另一方面，訪談時與柄富的討論聚焦在「權力」兩字上。首先，對於人成為觀看焦點一事，他提及這樣的設置「擴充了展品的界線」。他談及人走到美術館的時候，如何也會變成藝術品。因為這裡是美術館，也就是說「空間起了作用」。他指出「展覽在這裡不是一個受詞，而是一個動詞，他包含人在面對他的時候的動態關係」。這件作品藉由標誌觀看者以凸顯所有人都是被觀看物。接著，他形容擷取的設計是凸顯了觀者的權力之大，進而指涉了畫面中看展的人的權力之大。由此，他亦描述這樣的權力如何形塑了「孤獨感」和「恐懼感」：「觀看的主體是什麼？一但這是隨時能被拿走、取代的，好像就只剩空間。人好像是隨時是可以消失的。在於人跟藝術之間的關係，人好像因此不那麼重要了。但這可能也是想表達人也很重要。我認為這麼做的時候是兩方面都有指涉的，人很重要和人不重要這兩點，我覺得都有體現出來。」而當這份權力賦予了藝術書的觀者「能動性」，授權讓他們隨意擺放，無論是要抽調或調換便簽上的人。如柄富所述：「我參與的越多、越積極，好像我喪失的越多，因為我也是人，我也是在看展的人。」這份主體喪失之感，對他來說似乎有點「挑釁」。

 

在與鈞淞的言談間發現，他在乎的更多的是放手給觀眾自行製造意義的機會。觀眾要怎麼做、如何詮釋是很個人的事，讓這份參與保有彈性才是他身為創作者更加在意的。一切奠基於鈞淞對於「我說不準」的認定：「為什麼是我說、你不能說？因為這樣，我的作品裡面都存在一定誤差程度的允許。」相對的，柄富作為觀眾，夾帶了平常思考創作時頗析與推斷的能力，把這件作品的詮釋更加推向了恐慌的境地。儘管這未必是創作者所期待大眾去擔憂的，然而這正是創作者所想賜給觀者的－－以自己的角度落入這場參與之中。與柄富對答自此，我忽然想起訪談最開始，他提及他前陣子因為在台灣文學所修了一堂劇本分析課，老師帶他們去北美館看了一檔展覽，也是近年來他唯一一次去北美館。他說了他的參觀經驗：「我對當中的理解是片段的，他當中的脈絡對我來說是難以進入的。但我雖然可能會沒辦法進入那個脈絡，但有時跟我平常在想的東西會突然有對話。」這裡應證了他如何在鈞淞作品的觀賞間，抓取並自行延伸出了意義。